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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动伊朗战事,谁获利谁买单?——起底美国“战争生意经”
来源:新华网 | 作者:组委会 | 发布时间 :2026-06-24 | 1 次浏览: | 🔊 点击朗读正文 ❚❚ | 分享到:
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(记者马倩)“美国国防部需800亿美元‘填平’伊朗战事成本及相关费用”“战事总花销或达500亿至1000亿美元”“美国消费者为战事负担超600亿美元”……多家美国媒体和机构近期接连披露“天价账单”,引发国际舆论哗然。

  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(记者马倩)“美国国防部需800亿美元‘填平’伊朗战事成本及相关费用”“战事总花销或达500亿至1000亿美元”“美国消费者为战事负担超600亿美元”……多家美国媒体和机构近期接连披露“天价账单”,引发国际舆论哗然。

  在这些“烧钱”数字的背后,是谁在默默买单?巨额军费流转之下,又是谁借硝烟大发横财?

  从战场武器消耗到资本市场红利,从国防预算膨胀到军工订单激增——美国的“战争生意”链条,在这场中东战事中再次清晰显现。军工复合体在高度制度化的“利益驱动”下,疯狂收割美国百姓乃至全世界的财富。

  如今,伊朗战事暂告段落,各国专家开始复盘各方利弊得失。菲律宾观察人士里戈韦托·蒂格劳给出了答案之一:战争对于美国,向来是“一门利润丰厚,且称得上最有利可图的好生意”。

  2026年4月2日,美国海军“福特”号核动力航母离开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港。新华社发(Pixsell图片社/兹沃尼米尔摄)

  钱去哪了

  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花费去哪了?在战事中,美国军工企业的牟利路径清晰展现:战场消耗,迅速转化为军火订单和资本回报;政府军费不断膨胀,反哺军工企业;在这一循环下,战争逐渐演变成一种“战火生意机制”。

  伊朗战事爆发以来,美国军火商正“大赚特赚”。

  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,导致军工企业“补库存”订单激增。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,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“爱国者”拦截导弹、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“战斧”巡航导弹等。

  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初曾召集洛克希德-马丁等主要国防承包商高管,要求“尽快补齐库存”。美国国防部也陆续给出多份大额军工订单,包括一项总价值最高可达2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项目。

  2026年5月1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向首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。新华社发(李源清摄)

  战事持续、开支飙升,五角大楼索要更多军费。美国国防部在战事初期就向国会申请超2000亿美元的对伊军事行动专项拨款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财政专家琳达·比尔姆斯测算,美国对伊行动最终总成本“至少为1万亿美元”。

  在“消耗—补量—扩产”循环驱动下,美国军费支出嵌入一套可持续运转的利益链条。美国布朗大学“战争成本核算”项目数据显示,2020年至2024年美国企业从国防部所获订单总额达2.4万亿美元,约占国防部同期可自由支配开支的54%。2025年五角大楼将2026财年国防预算上调至1.01万亿美元,再创历史新高。

  金融市场早已熟悉这一链条。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,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-马丁、雷神母公司RTX、诺斯罗普·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%至6%,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。随着战火延烧,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,洛克希德-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%。

  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专家本·弗里曼指出,伊朗战事对军火商而言就是一场“生意”,对美国政府则是扩军“催化剂”。用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·格雷厄姆的话说,这是“绝佳投资”。

  谁是“赢家”

  回顾美国历史,“战争生意”背后的核心推手,是美国人所熟知的“军工复合体”。不少研究指出,这一庞大利益集团通过编织政商网络、介入安全决策、渲染外部威胁等方式,放大军备需求,使战争变为“越打越赚钱”的“生财机器”。

  二战期间,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以国防战略需求为由塑造了美国军工产业:政府在全美投资设厂,雇佣私人承包商运营,用军事开支创造就业和税收。军工生产逐渐成为多地经济命脉,这为国防预算与军工企业绑定奠定基础。

  随后的美苏争霸使这种模式常态化,美国政府越发依赖军工企业维持军事优势。资料显示,冷战期间美国国防支出达10万亿美元,军工行业借此蓬勃发展。

  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丽贝卡·索普在其著作《美利坚战争国》中评述,地区经济发展依赖军工生产,政客为争取地区选票而强化了对军事霸权和对外干预的“意识形态承诺”,继而塑造了美国“长期备战”的军事工业体系。

  在这一体系中,军方、军工企业和政客结成特殊利益集团——军工复合体,成为“战争生意”的操盘手。美国杜克大学荣誉教授亚历克斯·罗兰认定,这种利益结合在塑造美国安全政策时,会让其特殊利益优先于国家整体利益。

  数十年来,军工复合体不断推动企业利益、国防预算与政策制定相互交织,把“战争生意”机制化:一方面通过军工项目、政治献金和游说团体与政客实现利益捆绑;另一方面借助政客和媒体妖魔化其他国家,夸大“安全威胁”,煽动选民情绪,以确保军费预算维持高位。

  这一复合体的重要“粘合剂”之一是政商“旋转门”——军政高层卸任后进入军工企业担任要职,企业人员通过“旋转门”进入政府。这使得政府从军工企业利益出发制定国防政策,让政客和企业共同得利。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的资料显示,2018至2023年间退休的32名美军四星上将中,有26人进入军工企业。

  2026年3月7日,人们在美国纽约参加集会游行,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。新华社记者张凤国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