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小步的进展对全人类而言都有价值，交流为“放大进步”提供了可能。国际合作多边机制无疑是各国齐心发力的平台。

　　为构建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多边机制，我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。一方面在于沟通推广，既要向外宣传已搭建的合作平台，也要开诚布公所做之事和研究成果。另一方面，建立合理的准入机制，允许更多有识之士加入其中。同时，合作的目标需要精准、有重点，而非过于宽泛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12年前您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曾表示，中国和英国可加强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。如今两国在能源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果?两国未来的合作方向是什么?

　　约翰·劳赫德：2012年，我受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邀请前往贵州与当地能源企业交流。此行中，我发现英国与中国在新旧能源利用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和合作空间。

　　事实证明确实如此。2013年，中英(广东)CCUS(CCUC即碳捕集、利用与封存)中心成立，这家机构以英方提出理论指导和规划、中方建设示范项目的模式开展合作。

　　疫情暴发后，人员走动变得困难，两国面对面洽谈一度中止。但两国在政府层面和学者个体层面的交流仍在继续，主要关注基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未来能源系统。这些可再生能源对控制系统、储能系统以及能源系统控制中的用户集成提出了新要求。如今在英中双方合力下，越来越多的成果公开。

　　就今年而言，英中交流十分密切。年初，两国使馆曾邀请英国的科研人员和企业访问中国并参加研讨会，分享与能源相关、切实可行的有益经验。不久后，我在北京参加工业减碳交流活动，帮助中国的三个省份制定减碳的解决方案。此外，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正在研究珠三角地区的工业脱碳，我主要为其提供碳捕获和封存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以及相关战略制定的建议。

　　现在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“碳达峰”与2060年“碳中和”目标，英国也提出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。两国能源合作的需求更为迫切。如我12年前所说，中国和英国都有丰富的经验，应当相互学习。比如中国光伏产业化促使光伏价格降低，进而促使全世界的光伏应用成本下降。中国也是英国在低碳转型时期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来源。而在政策、管理、分析和目标设定等方面，英国拥有许多适用于中国的经验。中国的经济规模尤其是能源领域的体量庞大，能更大规模地部署项目。

　　未来我们能做的远不止于此。虽然身为发展中国家，但中国在科研领域的表现并不逊色，尤其在支持具有颠覆性和创造性的科研活动方面。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开发新能源技术并将其提供给其他国家，而英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且拥有低碳转型管理的直接经验，可以为其补充。在学术领域，可以从国家层面提供某种授权框架，允许科研人员个人寻找有共同利益的(他国)研究者，加强交流。